1996年12月，中国国防部部长迟浩田上将率团访美，接待他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查尔斯·克鲁拉克上将对这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中国老军人肃然起敬。原来，他的父亲老克鲁拉克，是长津湖之战时的美军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副师长，迟浩田当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7军79师235团一营副教导员。那一战，成为美军最精锐的地面部队——陆战一师挥之不去的噩梦。
麦克阿瑟的“滑铁卢”
从1950年10月25日到11月5日，历时11天的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志愿军歼敌1.5万，粉碎了“联合国军”企图在“感恩节”前占领朝鲜全境的图谋。
尽管包括美军历史最为悠久的骑一师在内的“联合国军”遭受重创，但这似乎没有影响到“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自信。这位美军五星上将狂妄宣称，鸭绿江并不是不可跨越的障碍，中国人也并不是一支“不可辱的力量”。
麦克阿瑟的狂妄，来自于他手中的底牌：此时的“联合国军”，作战飞机1100余架，还有紧贴着朝鲜东西边海岸布防的3个航母战斗群，战舰200多艘。而此时的志愿军，还没有一架可以用于作战的飞机。
1950年11月6日，麦克阿瑟发动“圣诞总攻势”：以美第十军在东线经长津湖西进，第八集团军在西线由清川江北上，以“钳型攻势”在江界以南武坪里会合，再向北推进，企图赶在鸭绿江冰封之前抢占朝鲜全境。他还将部署在汉城的美第二十五师和刚刚到达朝鲜的土耳其旅、英军第二十九旅加强西线，美军第三师加强东线，地面进攻兵力22万。东西两线的指挥官也是麦克阿瑟的两员爱将：一个是担任过他的参谋长的美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少将；一个是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
11月24日，美军先头部队刚刚突进到鸭绿江畔的惠山小镇，麦克阿瑟的座机就飞到他们头顶助威来了。登机之前，麦克阿瑟面对众多记者夸下海口：“我已经向小伙子们的家人打了包票，圣诞节让他们回家过节！”
第二天，美国各大报的标题中几乎都有“圣诞”二字：《麦帅保证圣诞节前结束战争》《胜利在望——圣诞节不远了吗？》《圣诞节士兵可以回家》……
11月25日黄昏，志愿军西线反攻在漫天飞雪中开始。毛泽东和彭德怀为志愿军确定的是战争史上少有的一次内外双重迂回作战。西线之战的关键是，侧翼力量能否迅速打开战役缺口，直插敌后，断敌主力后路。
这是战将与战将的较量。中国军队一方，指挥西线作战的是37岁的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美军一方，是51岁的美军“进攻专家”沃克。沃克曾在二战之中名震欧洲战场，此时已被杜鲁门总统向国会提名，授予四星上将军衔。
这是王牌对王牌的比拼。中国军队两支战功卓著的部队——第38军和第40军承担穿插突击重任。前者，是在平津战役中参与29小时攻克天津城的“攻坚劲旅”；后者，是跟随韩先楚从东北征战到海南岛的“旋风部队”。虽然他们没有飞机、缺少大炮，但从不缺少以弱胜强的战争经历，更不缺少敢于压倒强敌的胆气和勇气。
仅仅一天一夜，“联合国军”东西两“钳”之间就被志愿军撕开了一道口子。沃克没有料到，美军飞机坦克编织的立体火力网竟然无法阻挡中国军队排山倒海般的攻势，当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大军已经陷入包围时，赶紧命令突围撤退。第38军113师创造战史上的奇迹：用双腿跑过了美国人的汽车轮子——14小时，在崎岖的山路上奔袭72.5公里，先敌5分钟挡住了退路。
正是这5分钟，赢得了胜利的先机。
雨一样的炮弹和航空炸弹密集爆炸，阵地上的岩石化成了粉末；成群成群溃退下来的“联合国军”蜂拥而来，争取最后一线活路。
志愿军始终坚守在阵地上……撤退和接应的两支美军，相隔不到1000米，最终也只能相望而未能汇合到一起。
如果说，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没有料到志愿军如此勇猛无畏，那么，美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则没有料到志愿军如此坚韧不拔。
与麦克阿瑟一样，58岁的阿尔蒙德也是个狂妄之徒，一直把中国人称为“洗衣工”。当时，他的第十军下辖美军中装备最精良、保障最充足的第七师和陆战一师。然而，正是被阿尔蒙德称作“洗衣工”的中国人，让他和他的精锐部队在长津湖留下了耻辱一页。
大雪茫茫。50年不遇的严冬伴着暴风雪横扫朝鲜北部盖马高原，长津湖地区夜间最低气温骤降至零下三四十摄氏度。战斗打响的时候，43岁的宋时伦率领的志愿军第9兵团，已经在雪野中设伏六天六夜。这支从华东急赴朝鲜战场的部队中，不少官兵还穿着单衣，他们的食品是冻成了“冰疙瘩”的土豆。同一战场上的美军士兵，每天可以领到净重227克的3个Meat系列罐头和3个Biscuit系列罐头，前者以肉类为主，包括肉食、蔬菜等搭配；后者以饼干为主，包括糖果和咖啡、可可粉或柠檬粉等速溶饮料……
长津湖之战，美第七师三十一团被全歼，上校团长麦克莱恩受伤被俘后身亡。这是一支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攻入俄国西伯利亚被授予“北极熊团”称号的老牌劲旅，“北极熊团旗”成了志愿军的战利品。
虽然陆战一师最后时刻在美国舰队强大的海空火力支援下，侥幸从长津湖地区撤退，这支号称美军“王牌之中的王牌”却付出了总减员11731人的惨重代价。战后多年，陆战一师作战处处长鲍泽仍对仓惶逃离长津湖的那一幕心有余悸：“我相信，长津湖的冰天雪地和中国军队不顾伤亡的狠命攻击，是每一个陆战队员心中挥之不去的噩梦。”
死鹰岭，身穿鸭绒服的美军见到了令他们震惊的一幕：129个冻成“冰雕”的志愿军保持着战斗姿势，年轻的士兵与手中的武器冻在了一起，129杆枪都朝着同一个方向……长津湖之战，出现了3 个“冰雕连”：20军59师177团6连、20军60师180团2连，27军80师242团5连，除一名掉队战士和一名通信员外，全部冻死在阵地上……冻伤减员超过了战斗伤亡。
打扫战场的时候，人们从177团6连上海籍战士宋阿毛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当这张一度冻得不能够完全展平的纸条送到志愿军司令部时，彭德怀几度泣不成声，哽咽着说：“第一线部队的艰苦，甚至超过了长征时期，他们为谁牺牲？他们为谁流血？他们还都是年轻可爱的娃娃呀！”
归国途中，宋时轮面向长津湖方向三鞠躬，同样也是热泪奔流……
是役结束，正值西方“圣诞节”的前一天，美国摄影记者大卫·邓肯问照片上这个美国兵：假如我是上帝，你想要得到什么？士兵低头沉思了一会，艰难地说出一个词：“tomorrow（明天）。”
很多美国兵再也看不到明天了，这中间就包括沃克中将。绰号“斗牛犬”的沃克败退途中车祸丧命，死在了“圣诞”就要到来的时候。他的上将军衔也只能由美国国会“追授”了。
麦克阿瑟吹嘘的“圣诞节攻势”彻底成为泡影，死亡的噩梦却成了美国大兵的“圣诞”礼物。
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在冰天雪地里与“联合国军”鏖战47天，歼敌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缴获与击毁各种炮1000余门、汽车3000余辆、坦克与装甲车200余辆，缴获飞机6架，收复了沦陷43天的朝鲜首都平壤……一举扭转战局。
曾经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也不得不承认，美国是“在完全新的情况下，和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完全新的强国进行一次完全新的战争”。
1951年4月11日，第四次战役还在进行之中，刚刚度过71岁生日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被美国总统杜鲁门解职，无奈地结束自己的军事生涯。
1955年年9月27日，57岁的彭德怀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放弃汉城，李奇微给彭德怀留言：
谨向中国军队司令致意
1950年12月26日，“圣诞”节后第二天，美国陆军副参谋长马修·李奇微在凛冽寒风中抵达朝鲜战场，接替沃克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一职，同时兼任“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官。
李奇微也是一位个性十足的悍将，习惯歪戴着一顶毛边帽子，战斗服外套件马甲，胸前还吊着两颗黑色的瓜形手雷——据说，这两枚手雷伴着他在朝鲜战场上度过了一年零6个月。
李奇微没有麦克阿瑟那么大的名声，但同样有着不凡的战争经验。西点军校毕业后留校任教官，后来指挥第八十二空降师在西西里岛登陆战役实施美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夜间空降作战，诺曼底登陆战役后升任美第十八空降军军长。早年的李奇微，还曾在美军驻天津第十五步兵团当过副连长。
沃克阵亡不过三天，五角大楼便急忙选派这样一位“中国通”到朝鲜，无疑是想挽救战场颓势。上任之前，李奇微专程飞到日本东京拜见麦克阿瑟。李奇微问：“您对我上任后，立即实施进攻有无反对意见？”这时的麦克阿瑟似乎已不再那么狂妄：“从清川江撤退下来的美军正据守三八线一带，部队疲劳，士气不高……”他特别提醒李奇微不要轻看中国人 ，接着又拍拍李奇微的肩膀说：“第八集团军是你的，马修！你认为怎样好就怎样干吧！”
事实上，李奇微原本也想着立即转入进攻以争取战场主动，然而，当他视察了自己的部队后才发现，他的心情甚至比朝鲜的天气还要阴冷：损兵折将逃出志愿军重重包围的第八集团军士气低落，主帅沃克之死更是给这支曾经的“王牌”蒙上了厚厚的心理阴影。李奇微悲哀地承认：“这是一支张皇失措的军队，对自己、对长官都丧失了信心，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干什么……我视察过的每一个指挥所都给我以同样的感觉，即丧失了信心和斗志。” 对于此时的美军，美国随军历史学者亚历山大·贝文的《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一书，有着更为详细的分析：“第八集团军已如惊弓之鸟，撤到三八线以南，来到了西边开城以南冰天雪地的临津江畔。大溃退终告结束，此时第八集团军正在等待中国军队的下一次攻势，主动权已经完全操在了中国人手里。”
无奈之下，李奇微只好快速部署防御，阻止志愿军继续南进。此时的“联合国军”基本防线兵力为13个师又3个旅20余万。李奇微玩了一个心眼，他将南朝鲜军8个师放在第一线当“炮灰”，把美军和英军放在第二线，以便可攻可防、随时撤退。不过，李奇微不曾料到，他的西起临津江、东达东海岸的防线刚刚部署完毕，志愿军的炮火急袭，伴着飘舞的雪花开始了。
黄昏血色。1950年12月31日17时，志愿军发起被美国人称为“除夕攻势”的第三次战役。
“中国军人浑身挂满冰凌，还在顽强地冲锋”，美国作家约翰·托兰在《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中写道，“中国军人唯一的防冻措施，不过是用猪油和牛羊板油把脚糊住以防冻伤，但他们却展现了人类战争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勇气和意志力。数十万官兵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严寒下，徒步跋涉雪原冰河，穿越弹幕火海。”
不过一昼夜，南朝鲜第一、第二师已经全线崩溃，汉江以北的美军第一、第二军陷入背水作战的危险境地。刚刚在元旦清晨向麦克阿瑟发出新年贺卡的李奇微目睹这一幕“深感震惊”：“我试图阻止，可是逃跑的卡车毫不减速地闪过了我。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受，我向上帝祈祷，不要再目睹这样的情节。”直到多年之后，他还对当时的情景难以释怀：“视察美军第二十四师十九团的伤员时，发现他们已经像皮球一样泄了气……”
李奇微后来成了志愿军最难缠的对手，但此刻，他不得不接受眼前的残酷现实。1月2日，李奇微下令放弃汉城。撤退之前，他在办公室的墙壁上给彭德怀留下了这样一句话：“谨向中国军队司令致意。”
25名战俘的妻子聚集在国会大厦前
请愿：还我丈夫！
戴维斯，美国空军第四航空联队少校中队长，朝鲜战场上“美军战绩最高的王牌飞行员”。就是这个美国人眼中“百战不倦的戴维斯”，却死在了中国空军的战鹰之下——创造这一战绩的是25岁的志愿军飞行员张积慧和他的僚机战友单志玉。
戴维斯之死，震动美国朝野。25名战俘的妻子聚集在国会大厦前请愿：还我丈夫！
然而，正当美国共和党国会领袖指责民主党政府发动的朝鲜战争是“历史上最没有希望的冲突”的时候——1953年4月9日，又一则令美国人沮丧的消息出现在了老牌大报《纽约时报》的版面上：“双料王牌”飞行员费席尔在朝鲜失踪。
“费席尔被俘后，提出要见一见把他打下来的中国飞行员。得知我只有19岁、飞行时间还不到他的二十分之一，费席尔很吃惊。”68年后，志愿军空战英雄韩德彩还记得当时的情景。老人说：“美国人的飞机确实先进，飞行员作战经验丰富，但有两点不能跟我们比。我们敢于空中拼刺刀，他们不敢；他们是不义之战，国内反战。我们是正义之战，全国支持，这个他们更不能跟我们比！”
抗美援朝，全国人民捐款折合战斗机3710架。面对一场立国之战，一个民族的爱国热情空前奔涌，一支军队为祖国、为正义、为和平而战的贲张血性空前迸发。
靠着敢于空中拼刺刀的血性，年轻的中国空军打出了一片英雄的天空。鸭绿江至清川江之间面积约16800平方公里的空域，被美军飞行员称为“米格走廊”。美国远东空军轰炸机司令部专门下令：一切没有护航的飞机，不得进入“米格走廊”。
2020年8月2日，95岁的王海度过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建军节，魂归云天。他那架曾经驰骋朝鲜战场的米格-15战机，如今就陈列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上面的9颗星，是王海击落击伤的敌机数量。
与王海一样年轻的空战英雄，在当年的抗美援朝战场上留下了这样一串“星星”：赵宝桐：击落击伤美机9架；刘玉堤：击落击伤敌机8架；孙生禄：击落击伤敌机7架；张积慧：击落击伤敌机5架……
一升空就奔着胜利，一亮相就是强者。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上将不无吃惊地说：“中国几乎在一夜间就成为世界空军强国。”
1952年，美国又一个大选之年。此时的美军已经在朝鲜战场用尽了除原子弹之外的所有先进武器，却没有占到半点便宜。
接替李奇微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迫切需要一场军事上的“胜利”，以缓解美国国内的强烈不满。共和党总统竞选人艾森豪威尔的西点军校同学、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兼“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官范佛里特，受命主导新的攻势。
范佛里特将他的行动命名为“摊牌行动”。不过，这一听上去仿佛规模巨大的作战行动，不过是夺取志愿军占领的两座海拔500多米高的山包——上甘岭。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从惊天动地的炮击开始。范弗里特集中了300余门大口径火炮、27辆坦克和40余架飞机。他认为，以这样的火力，5天就能占领上甘岭。
范佛里特之所以闻名美军，不仅是因为他在诺曼底登陆时率先攻上犹他滩头，一天获得三枚“十字英勇勋章”，还因为他在朝鲜战场上滥用炮火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专用名词——“范佛里特弹药量”。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联合国军”发射了190多万发炮弹和5000余枚炸弹，伤亡2.5万人，损失了274架飞机。尽管表面阵地几易其手，山上的土石被炸成了两米多厚的粉末，但在43天后，上甘岭依然牢牢掌握在志愿军手中。
上甘岭战役的沙盘，后来进入了西点军校的课堂。活了整整100岁的范弗里特，直到晚年还在不停地反思：这一仗美军究竟输在哪里？
上甘岭之战，60岁的范佛里特的对手是38岁的志愿军第15军军长秦基伟。血战上甘岭，15军27个连队中有16个连3次打光重建。秦基伟用斩钉截铁的话语表达了志愿军将士的坚强决心：“为了祖国，为了全局胜利，15军打光了也在所不惜！”
1953年6月16日，得胜回国的秦基伟走进中南海。一见面，毛泽东就夸赞上甘岭战役是个奇迹，他笑着说：“它证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比美利坚合众国的钢铁还要硬！”
英雄儿女英雄赞歌
保罗·弗里曼，美第八集团军二师二十三团团长，抗战时期曾任美国驻华助理武官，对国民党军队的作风和战斗力印象极差。时隔几年，当弗里曼与志愿军交手，他的部队被打垮，团部也被攻占。记者问弗里曼有何感受，他回答：“他们不再是同一批中国人了！”
1894年7月25日，日本发动甲午战争，3个月后的10月25日，日军越过鸭绿江——清军守将不战而逃，日军不费一枪一弹侵占了当时还叫“安东”的丹东。56年后的同一天，志愿军发起第一次战役，勇敢地与世界最强大的对手硬碰硬较量。
毛泽东为彭德怀选择的助手，都是久历战火的年轻战将，第一批入朝的志愿军三位副司令员：邓华40岁，洪学智、韩先楚37岁；第一批出国作战的4个军的军长：第38军军长梁兴初和第39军军长吴信泉均为38岁，第40军军长温玉成和第42军军长吴瑞林都是35岁。
一条鸭绿江，见证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和一支不一样的军队。
第二次战役，面对志愿军的包围，美第二师师长劳伦斯·凯泽少将抛弃了他的士兵，神秘“消失”了。那一战，美第二师损兵4000多人，直接失去战斗力。美国随军记者阿普尔曼记载：“1950年11月28日的时候凯泽还很健康，但是到了11月30日他突然得了重感冒。”结果，当了9个月师长的凯泽被撤职。同样是在这场战役之中，志愿军第20军58师参谋长胡乾秀危急关头冲锋在前，血洒长津湖。13岁就参加红军的胡乾秀，牺牲时只有36岁。抗美援朝战争，4位年轻的军级干部把生命永远留在了朝鲜战场，他们是：38岁的第67军军长李湘，33岁的第39军副军长吴国璋，44岁的第50军副军长蔡正国，37岁的第23军参谋长饶惠谭……他们与197649名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优秀中华儿女一起，血染战旗。这其中，就有人民领袖毛泽东的长子，年仅28岁的毛岸英。
毛泽东一家已经为革命献出了6位亲人的生命，活下来的两个儿子只有岸英健康，上战场意味着什么，毛泽东当然清楚。然而，当许多人劝毛泽东阻止岸英赴朝鲜时，得到的回答却是最朴素的两句话：“他不去谁还去？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后来，得知岸英在朝鲜牺牲的噩耗，承受老年丧子悲怆的毛泽东，几乎说了同样的话：“唉，战争嘛，总要有伤亡，没得关系，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在这个崭新的国度，领袖与人民同甘共苦；在这支英雄的军队，统帅与士兵生死与共。
1960年5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访问。这位二战名将此行的目的之一，是想亲眼看看在朝鲜战场上完胜英国皇家王牌的中国军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上将，陪同蒙哥马利走进了天津郊区的一座兵营。
1953年盛夏时节，未满40岁的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杨勇指挥抗美援朝最后一役：金城之战。杨勇的对手，是新任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年长他12岁的泰勒。金城之战，志愿军半个月歼敌5.3万余人，一举将对手逼到了谈判桌上。金城战役结束之日，便是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订之日。
蒙哥马利观看完500名中国士兵的刺杀之后，端起一支步枪瞄准射击，钢板靶应声倒下。然后，他把枪递给了杨勇，杨勇举枪就射，9发子弹发发命中。
结束中国内地的访问，蒙哥马利在香港举行的记者会上，留下了这样一段名言：“我要告诫我的同行，不要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
毛泽东闻言，一语双关地说：“杨勇上将，上将扬勇！”
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抗美援朝战场，如同一座淬火成钢的熔炉，锻造了铁一样的意志、铁一样的精神、铁一样的部队。千千万万英雄儿女，用生命热血，铸成了新中国巍巍精神丰碑。
美军远东空军参谋长艾尔金曾说，在朝鲜的美军司令官眼里，中国军队后勤保障不至中断是一个“谜”，如果有机会，他们战后最想见的一个人，就是志愿军的后勤指挥官。
1986年10月，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的洪学智率团访美——大洋彼岸的同行，见到了这位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走上朝鲜战场那一年，洪学智37岁，已经是一位拥有21年战火经历的兵团级指挥员。
美国人问：将军是哪个军校毕业的？洪学智笑着回答：“我是美军空军大学毕业的。坦率地说，我搞后勤是你们给逼出来的，是美国空军在朝鲜战场教会了我如何组织现代战争中的后勤保障。”
硝烟过后，相逢一笑。只有不变的信心和精神深藏心底。这样的信心，足以赢得对手的尊重。
接替麦克阿瑟担任“联合国军”第二任总司令的李奇微，后来出任北约最高司令。他评价说，“中国军队是他见过最坚强的敌人，他们也是最值得尊重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