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被剥夺睡眠（人类剥夺睡眠实验）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天是“世界睡眠日”，两个跟睡眠相关的话题在昨天登上了热搜：“3亿中国人有睡眠障碍”、“年轻人报复性熬夜”。这两个话题都已经不算新鲜，每年有新的数据公布后都会刷一波讨论，今年给出的数据有：
孩子不上学休学辍学，相信没有几个父母能接纳孩子不读书，每一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考上重点高中，重点大学，学业有成的。左养右学教育赖颂强老师讲解让孩子重返学校，爱上学习的六个步骤，如何在1-3个月内引导孩子回归学习安全意识的培养是孩子能否身心健康成长的关键部分之一，左养右学教育赖颂强在讲孩子心理建设的直播课，里面会讲到如何让孩子身心健康的成长，包括孩子的行为安全，网络使用安全意识，防火，防水，防电，交通安全等等，这些都是要每一个父母必须教会孩子的安全意识。
75%的90后晚上11点后入睡 / 中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38.2% / 84%的90后存在睡眠困扰……
（数据来自丁香医生与健康报移动健康研究院发布的《2019国民健康洞察报告》）
其实11点睡觉，对于很多人来说，也算早睡了。“缺觉”的普遍也带动了睡眠经济的兴起，从睡眠保健品、睡眠药品到助眠器械、助眠课程、减压睡眠舱等应有尽有。但好的睡眠，是否是能用钱换来的东西？
睡眠这东西脾气很怪，不要它，它偏会来；请它，哄它，千方百计地勾引它，它便躲得连影子也不见。可把我们睡眠拐跑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呢？在历史上，人类为了剥夺睡眠，做过很多疯狂的事。
1是谁下了咒语，拐跑了我们的睡眠？
“年轻人报复性熬夜”热搜中给出了这么个数据——90后是最缺觉的一代。这不知道跟你的生活经验符合不符合，虽然我因为各种原因睡得不多，但我父母睡得比我更少。人年龄大了睡眠质量容易下降，睡不安稳醒得还早。小学健康课本上写人一天平均得睡够10个小时，小学毕业后我再也没睡过那么久了。
那么，本该用来睡觉的时间都用来干什么了呢？无非三个选项：工作、玩、干耗着。不少夜猫子型劳工，只有到深夜才能提起劲儿干活。也有不少人被逼无奈，当明早就是DDL，今夜你通宵不通宵？而为“玩”熬夜的，无非是在一天结束前，为自己“偷”来一点时间，谁都知道熬夜害处大、补觉不管用，但一整天都不为自己活着，更憋屈更难受。所以年轻人一边在早晨后悔晚上熬夜修仙，到了晚上又熬夜熬得飞起。但更难受的是失眠躺床上干耗着，数到第100只“山羊”、1000只“水饺”
（谐音“睡觉”）
，却越数越精神……
“凌晨四点醒来，发现海棠花未眠。”还有心情发出这种凄婉感慨的川端康成，明天不用上班。
真实的失眠有多痛苦，作家钟怡雯有篇《垂钓睡眠》写得蛮真切：
“一定是谁下了诅咒，拐跑了我从未出走的睡眠。闹钟的声音被静夜显微数十倍，清清脆脆地鞭挞着我的听觉。凌晨三点十分了，六点半得起床，我开始着急，精神反而更亢奋，五彩缤纷的意念不停在脑海走马灯。我不耐烦地把枕头又掐又捏。陪伴我快五年的枕头，以往都很尽责地把我送抵梦乡，今晚它似乎不太对劲……它把那个叫睡眠的家伙藏起来还是赶走了？”
这个故事说明，如果你有睡眠障碍的话，最好别用闹钟。
只有极个别的人会从失眠的状态中获益，比如严歌苓。她在重度失眠恍惚的状态下，会产生平常没有的灵感，就像她在小说《失眠者的艳遇》中所写道的：“他是个像我一样的著书者；那种对自己潜力、才华期望过高，夜夜熬自己、榨自己，想最终从自己清苦潦倒的生命中榨出伟大声名的一类人，他们在每个世纪、每个时代、每个国度都占据一个彻夜长明的窗。”严歌苓说在失眠的状态下，她对世界的认识就像毕加索的画，是多维度的，但她还是把失眠治好了，她不愿意为了文学而牺牲一切。
对，失眠是一种病，一种现代病，它不是靠吃安眠药和褪黑素就能全部解决的。助眠药物和器械已经发展成为了一种产业，但难说它们是否真的有用
（安眠药和褪黑素我恰好都吃过，褪黑素不太管用，安眠药虽然能让我入睡，但第二天醒来没有精力恢复的感觉）
。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失眠症和《百年孤独》里的失眠症同样的魔幻。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有一种会传染的失眠症，感染后的村民能50多个小时不睡觉，起先村民还很开心，醒的时间长意味着能多干活。但后来村民们发现，失眠会导致健忘，甚至会遗忘什么是桌子，什么是香蕉。
现代失眠症也能“传染”，但不是病理意义上的传染。
2
观念，让我们放弃睡眠
清醒的直观价值高于睡眠
《哈利·波特》里那么多有意思的东西，如果让你选一样你会选什么？我会选赫敏的时空转换器。这个金色计时器每转一次，时间就会倒回一小时，模范生赫敏利用它同时上好几门课。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没有能把24小时变成48小时的宝物，想让清醒的时间延长，只能压榨睡眠。
时空转换器，《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囚徒》（Harry Potter and the Prisoner of Azkaban 2004）剧照。
对睡眠的侵蚀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的人们每天都要比1900年的人们少睡1.5个小时，40%的中国人工作日睡不满7小时。在北美，如今成年人平均每晚睡6.5小时，上一代的数据是8小时，而20世纪初的数据是10小时。
（数据来源：新京报《别再劝了，我们不睡》；《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
“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觉。”这句俗谚在今天正渐渐失去效力。
不论是为了延长白天而熬夜，为了实现自我而熬夜，为了工作而熬夜，这种取舍的背后都存在一种价值判断，即在做选择的时刻，清醒的意义高于沉睡。我们愿意用损伤身体的代价，来换取金钱或者快乐。我们得承认，虽然遍地的科普文章和视频都在说睡眠能帮助恢复精力、帮你美容、帮你塑造良好的记忆力，但这些都没有看篇小说的快乐、完成工作的如释重负来得实在，这些实在的满足感，都需要在清醒的状态下才能完成。
清醒创造的价值要高于睡眠，这是在西方近几百年中渐渐产生的观点。从亚里士多德到文艺复兴时期，睡眠是一种保护性和恢复性的行为。但到了17世纪，旧有的睡眠观与强调理性和生产力的现代观念不再相容。从此以后出现了一批诋毁睡眠的思想家，笛卡尔、休谟、洛克就认为睡眠无助于思考求知。休谟在《人性论》的开篇中提及睡眠、狂热与疯癫一道构成了人们追求知识的屏障。
到后来睡眠甚至与“失败者”画上了等号。尼采恐惧睡眠，他会尽量让自己不睡觉，以嘲讽的语气讥讽睡眠：“困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马上就会安睡。”只有失败者才一天睡8个小时，这种想法在美国自诩精英的那批人里并不少见。你会看到他们早上拿着咖啡走进办公室，吹嘘自己昨晚“只睡了一分钟”。拿破仑说一天需要睡8小时的都是傻瓜，比尔·克林顿竞选总统时吹嘘自己只需要4小时的睡眠，特朗普也吹自己一晚上只睡三四个小时，还要抱着手机睡，因为他想及时看到世界动态并发表评论……而不仅人如此，私人安保机构平克顿称自己是永不闭上的眼睛，纽约称自己是永不沉睡的不夜城……
英剧《伦敦生活》（2016）的一幕：在地铁中，疲惫的人群突然痛苦地号叫，随后又回归正常。
“睡眠大男子主义
（Sleep Machismo）
”，医学博士Qanta Ahmed 2010年在《赫芬顿邮报》用“睡眠大男子主义”来指代吹嘘精力旺盛的现象。《赫芬顿邮报》的创始人Arianna Huffington认为这是一种男性工作文化，用吹嘘熬夜来表现自己的敬业，当女性进入工作场所后，也受到这种大男子主义的影响。
对精力的狂热追求，在中国也存在，网上流传着华尔街高管精力旺盛、仅睡4个小时、依靠健身保持身体健康的故事，现实中也有着“早睡是老年人作息”的调侃，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讨论熬夜并不是为了吹嘘，而是为了疏解无奈。若不是生计所迫，谁不想天天睡到自然醒呢？若不是白天自我被挤压得无处容身，谁又想以消耗自己为代价，进行报复性熬夜呢？
3睡眠研究不只是医学领域的议题
前几年“葛优瘫”火起来后，又火了一组摄影“中国睡”。在中国上海生活了7年的德国摄影师恩德·哈格曼
（Bernd Hagemann）
，用镜头记录了随时随地都能入睡的中国人。哈格曼感受到了平和中国人的随遇而安，后来出版的影集也被归到了“幽默”的类别中，但若是中国人来看，若笑得出来，也应是苦笑。
哈格曼“沉睡的中国人”网站。西方人通常不会在公共场合小憩，也不会在出租车里打盹，所以他们会觉得这种不需要床垫的睡眠很不平常。
哈格曼拍到的人大多衣着朴素甚至简陋，他们有的在火车上睡，有的在公园长椅上睡，有的在大卡车底下睡，有的一堆人挤在一起用衣服盖着头在马路牙子上拥着睡……白天本该清醒着完成夜晚无法完成的价值，可他们却疲惫不堪地睡着了。
我们的睡眠，正在被剥夺。只能见缝插针地补回来。这也是睡眠长久不被重视的原因，在今天，广泛存在的三班倒工作机制正是睡眠被剥夺的体现之一，雇主认为夜晚“丢失”的睡眠可以白天“补”回来，可丢失的稳定身体作息节律，是怎么补也补不回来的。
在《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一书中，艺术史学家乔纳森·克拉里用一幅画来分析现代社会对睡眠剥夺的根由——《夜里的阿特莱特棉纺厂》，出自19世纪英国画家约瑟夫·赖特
（Joseph Wright of Derby）
。许多历史书把这幅画解读为表现工业革命对乡村的影响，这在乔纳森·克拉里眼中是误读，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当时的人们并没有直接受到工业化的影响。
约瑟夫·赖特作品《夜里的阿特莱特棉纺厂》。
画面中，在被云遮挡的圆月下，一片乌漆的森林里，有一幢六七层高的砖楼。棉纺厂的窗户透出煤油灯的灯光。在克拉里看来，这体现了从农业环境中兴起的资本主义，与环境本身的不协调关系。在浓重的夜色中，灯光体现了棉纺厂在全速运行，结合当时的历史，厂里应该有不少童工连轴转操纵着机器。它打破了传统农业生产所遵循的时间规则，将人从生他养他的自然之中分离出来。砖楼和暮色深林的对比，所表现的正是尽管二者物理距离不远，但注定无法兼容。改造自然时间成为了资本主义的重要任务，睡眠是摆在它面前的最后的“自然屏障”
（马克思语）
，你永远无法克服它，但可以剥夺它。
为了剥夺睡眠，为了维持社会不间断的运转，人们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如累死人的三班倒。而信息技术和注意力经济的发展，让人们的睡眠进一步被新闻、娱乐等信息侵占，私人时间与职业时间的界限，也被彻底压垮了。
《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作者：（美）乔纳森·克拉里，译者: 许多 沈清，版本：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2015年9月
乔纳森·克拉里的观点比较激进，他对晚期资本主义持绝对的反对态度，并浪漫地期望“睡眠”能成为抵御资本主义的最后力量。与《24/7》类似的睡眠文化研究，大概在二十年前开始陆续出现，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学者有历史学者A. Roger Ekirch，他在《我们失去的睡眠》和《白日的结束：过去的睡眠》中研究了工业化前的睡眠模式，挑起了后继学者对睡眠的兴趣：人类的睡眠也有历史，早期欧洲和北美的睡眠是分两段的，在两段睡眠中间通常会安排一小时左右的清醒活动。睡眠研究不只是医学领域的议题，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等人文学科，也能对我们了解睡眠文化提供帮助。
在精力崇拜与生产力崇拜之下，人类为了剥夺睡眠，做过很多疯狂的事情。为了能让士兵长时间作战，美国政府曾投入巨额资金研究一种能够7天不眠不休飞行的候鸟，意图生产一种能让人7天保持清醒的药物；俄罗斯和欧洲太空联盟在90年代计划通过卫星将太阳光反射回地球，令地球“彻夜通明”。“治疗”这种疯狂引起的现代失眠症，不能依靠安眠药，也不能依靠市面上充斥的睡眠指南，更不能依靠每年世界睡眠日都会出现的“睡眠文化”呼吁。它是一个社会问题，同时也是权力博弈的问题。享受夜晚，享受安睡，本该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平等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