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对孩子成绩的影响（孩子成绩差 影响家庭）
2022年7月16日，浙江金华，小朋友们正在科技馆体验各种神奇有魅力的科技项目。 （视觉中国/图）
初高中学习是孩子处于青春期的阶段，也是孩子学习当中最关键的六年，因为它涉及到了中考与高考，左养中学教育赖颂强再讲孩子的学习方法和考试心里调节的直播课里，系统的讲解到如何帮孩子提升学习效率，提升考试时候的心理素质，从而提升学习成绩。
家庭背景会影响个人发展，父母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儿童能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成长，但家庭条件不太好的环境中，贫穷很可能会代代传递，影响着社会阶层的流动，加剧一系列社会问题。而教育往往承载了人们改善代际贫困，促进社会平等的希望。然而，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在英国社会，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儿童的学习成绩，这种关联在过去近一百年间基本没有变化。
成绩不好该怪谁
在对9万多出生时间跨越1921至2011年的英国小学生进行纵向对比后，研究人员发现儿童在小学阶段的学业表现与他们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相关性为0.28，再次证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儿童的学习成绩，而且从不同年代出生的人之间的变化来看，这种关联差别很小。这意味着在过去超过95年的时间里，虽然社会不平等的情况在变化，但来自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对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基本没有变化，总体保持稳定。这一研究2022年4月发表在《学习科学》（npj Science of Learning）。
“这些结果表明，我们过去和现在为减少教育方面家庭背景不平等而做的努力已经失败了。”参与该项研究的英国约克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苏菲·冯·斯图姆（Sophie von Stumm）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包括新自由主义和精英领导体制在内的一些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是家庭背景不平等之所以持续存在的核心驱动力。那种认为个体而非制度和集体应该对个人自己的成就负责的想法也被用在了儿童身上：如果他们在学校表现得不好，我们就认为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同时还认为成绩不好的小孩不值得更多的支持，而那些做得好的理应被提供更多更好的机会。”
苏菲·冯·斯图姆教授认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之所以会持续影响儿童的学习成绩，将不平等的家庭背景转化为相应的学生成绩，这背后与一些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在教育领域的渗透有很大关系。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学生成绩不好更多地被归咎为学生个人有错，而非教育制度和社会整体的责任；面对学生成绩的差异，首先想的不是支持成绩差的，缩小教育结果的差距，而是放弃他们，转而支持成绩好的去得到更多更好的机会。但这些不利于斩断社会经济不平等在代际间的传递，不利于建设一个更平等的社会。
因为实际中，家庭背景占优势，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环境可以从小给予学生方方面面的优势。作为社会问题研究的一个常用概念，一个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指的是，相比其他家庭，他们能利用的社会和经济资源的水平。比较典型的就包括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职业和收入等情况，从物质方面看，经济条件好的家庭衣食住行的水平和品质相对较高，而营养的食物和安全的环境对保障儿童身体健康成长有基础性的影响；从文化方面看，父母的才能、价值观和人生理想等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儿童，拓宽或者限制儿童的发展空间；除此之外，父母的人际关系和工作关系等社会关系网也会构成支持儿童发展的重要社会资源。
这些源自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因素有机整合之后影响着儿童神经认知的发展和未来在各级学校的表现，相关的关系已经得到了不少科学证据的确认，而最新研究将时间轴拉长，在近一个世纪的尺度上发现家庭背景对学业成绩的影响可以一直持续。
这些发现基于英国当地16项出生队列研究，通过代表性抽样，研究人员可以获取不同年代学生的表现如何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虽然这些调查并非按照统一标准，存在一定局限，但透过父母的教育程度、职业、收入水平等至少一个指标，研究人员可以大致界定一个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这些5至11岁的学生，他们的考试成绩、学术和认知测试成绩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学业表现。在近一百年的尺度里纵向对比之后，家庭背景与学业成绩之间的相关性从最低的0.17到最高的0.37不等，平均下来也有0.28，并未发现系统性升高或下降的趋势。
家庭背景的广泛影响
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现象并非只出现在英国。纽约大学应用心理学家塞尔库克·赛林（Selcuk R. Sirin）在他对该问题的经典研究中，曾回顾过整个1990年代美国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业成绩影响的证据，结果显示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有很强的影响。如果从超10万人，近7000所学校的数据整体来看，二者的相关性平均为0.29，这与最新研究在英国发现的数据类似。但是这种相关程度会受到学生的年级、学校位置等因素的影响。
从年级来看，小学到中学，年级越高，学业成绩受影响程度增加得越显著，但高中例外，家庭背景对学业成绩的影响程度没有继续明显增长。考虑到学业成绩是从小就打下的基础，随着年级的增长是一个累积的过程，那些受家庭背景所累在小学成绩就不好的儿童很可能早早被淘汰了，因而没有出现在后面更高年级的样本中。而从学校的位置来看，社会经济地位等家庭背景与学业成绩的关联在城市学校更弱，由于美国不同学区经济水平有别，而学校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所能得到的教育资助水平，因而资源更多的学校里，家庭背景对学业成绩的影响可能会相对减小。
但从全球来看，有证据显示，在过去近半个世纪里，相当多的国家见证了不同家庭背景学生之间学业成绩差距的增大。简单来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学业成绩，这种关联的结果就是，家庭背景好的学生总体上倾向于成绩也好，而家庭背景处于劣势的学生在学业成绩上也处于相对的劣势，这会形成一个由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主导产生的学业成绩差距。2019年，多伦多大学教育研究人员在分析了过去五十多年全球学业成绩差距后，发现一百多个样本国家里大部分国家的这一差距增加了。这包含了对1964至2015年间全球近580万学生数据的分析，无论是用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还是家里藏书的数量来代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业成绩差距都在增加，且增幅都在50%左右。这一研究2019年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在差距增加的趋势之下，不同国家之间仍存在明显差别。家庭背景所影响的学业成绩差距在入学率快速升高的地方增大得更明显，研究人员分析，这可能是因为，原本一些学生由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劣势根本没有机会上学，而扩宽了入学通道后，反而把以往所隐藏的家庭背景相关的教育不平等给暴露了出来。这种差距增大的趋势背后，正是学业成绩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之间不断强化的关联。那么，这种关联具体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2013年6月，宁夏银川市六盘山高级中学，一名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子正在埋头苦读。 （视觉中国/图）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其实可以通过大量的机制去传递家庭背景的不平等，其中有两个原理很关键，一个是儿童在家庭环境中经历的语言社会化，再一个是儿童接受的课外教育。”苏菲·冯·斯图姆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不同的家庭与他们的孩子说话时的方式非常不一样，这个过程从婴儿早期就开始了。如果儿童从小生活在以儿童为导向的语言环境中，就能够支持他们的学习，从而发展出更好的语言技能，这转而帮助他们在学校里做得更好。在一项研究中，我们曾证明，对于影响7岁儿童学校表现的因素来说，仅儿童的语言能力就相当于家庭背景效果的一半。”
至于课外教育，形式则更为多样，既包括体育、音乐等各种课外课程，也包括游玩、博物馆探访等体验方式，还包括额外的学校课程及辅导。家庭在这些儿童教育上的投资是非常不均衡的，相比中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会保障孩子接受的教育不限于学校，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通常资源较少，难以为孩子负担这些课外教育的内容，而且也不怎么重视这些，甚至教育本身通常也不是他们特别在意的目标。
也就是说，家庭背景对孩子成绩的影响，既不是从小升初开始的，也不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的，而是从一出生的婴儿阶段就开始了。特别是语言能力等早期认知刺激的情况，近年来已有不少研究用它们将家庭背景和学业成绩联系起来。
2021年，哈佛大学心理学系的研究人员曾对百余名儿童跟踪进行了长期研究，以弄清家庭背景、语言、认知和学业成绩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结果数据显示认知刺激介导了家庭背景与语言能力，而语言能力介导了家庭背景与一年半后的学业成绩。从家庭背景、认知刺激到语言能力的习得和学业成绩的提高，父母如何对儿童进行高质量的认知刺激非常重要，除了在家里为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外，亲自参与儿童的学习过程，给他们准备好学习材料，增加他们的经历和体验等，也都可能对儿童神经认知的发展有帮助。而这些认知刺激的内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所能提供的能力和意识是有差别的。为了让儿童的成长更公平和平等，除了缩小不同家庭之间的物质生活差距外，也可以帮助父母获得一定的家庭教育能力，为孩子创造良好的认知刺激环境，真正当好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当然，认知能力对学业成功也不是决定性的，鉴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面非常广，社会政策如何减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对全社会的整体利益有着深远影响。因为有德国的双胞胎研究显示，家庭背景差距大，会造成潜在的人才浪费。从继续升学这个教育结果来看，随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个人的认知能力就显得越来越不重要了。在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即便有较高的认知能力，上大学的机会也偏少。这些客观上造成了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里成长的孩子潜质被浪费了。
教育政策该如何改变
因此，基于英国家庭背景与学业成绩之间近百年未变的关联，最新研究在分析后认为，教育政策应该优先追求学习结果的公平，而不止是学习机会的平等。
这就需要学校提供的基础教育能更好地满足学生们不同的学习需求，真正做到因材施教，抱持人人皆可成才的目标，把教育资源向成绩尚处于弱势的学生倾斜。这样才能尽可能减少家庭背景不平等所带来的影响，虽然这样的政策阻力重重。一方面对教育资源的重新分配会让既得利益者的孩子优势缩小，而这部分父母恰恰又是掌握话语权的人；另一方面，因材施教就必然要涉及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因而，如何平衡好教育机会平等和教育结果公平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未来特别考验政策制定者的地方。
苏菲·冯·斯图姆认为，德国和芬兰的对比就很有代表性，基于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业表现，德国的学生在中学阶段就早早分流到三种类型的学校，而芬兰的学生，无论小学学业表现如何全部进入同样类型的中学。结果就是，芬兰有一个更平等的社会，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不平等都比德国要更少。
“虽然我们过去和现在为减少教育方面家庭背景不平等而做的努力已经失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情况未来无法改变。”苏菲·冯·斯图姆向南方周末记者强调。
她认为有两点很重要，“一方面，在公认的精英领导体制的社会，教育政策几乎不会把减少教育方面家庭背景不平等的目标作为优先事项，相反，通常想的只是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觉得国家资助的义务教育就足以让所有的孩子平等地从教育中受益。但我们现在逐渐要承认，不是这样的，孩子们利用教育机会的能力是有差别的。另外，社会倾向于认为儿童学习能力方面的差异是固定而不可改变的，但过去二十年我们已经知道，成功地帮助学习困难的儿童做得更好是有可能的，这样就可以消除学业成绩差距，如果我们更多地投资这些干预措施，将这些帮助更广泛地提供给家庭背景处于弱势地位的儿童，那么教育方面家庭背景不平等的影响就会减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