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从口出的历史故事(祸从口出的历史人物)
在台湾省的一个真实案例中,一个五岁的小男孩无意间说了一句“爸爸把妈妈的头摘下来了。”长辈们吓得赶紧报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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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说孩子不会说谎,所以逮捕了父亲,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1988年,一个五岁男孩无意中的“童言无忌”引起巨大波澜,一桩备受关注的大命案浮出水面。
一夜之间,“杀妻碎尸”、“恐怖童言”等字眼充斥了台北的每一个角落。
妈妈在哪里?
1988年10月5日,一位中年妇女来到台北警察局。她焦虑不安地左顾右盼。
“警官,我可怜的女儿被杀了!」
报案的女子名叫陈桂梅,被害人的女儿名叫吴瑞云。
陈桂梅在派出所失声痛哭,说她知道凶手是谁,手里有录音证据。她要求警察尽快逮捕他。
台北警方一听说是大命案,立刻严肃处理。陈桂梅带来的录音立刻在派出所的各个角落回荡。
“那天晚上爸爸把我妈的头摘下来了,我再也没见过我妈。」
“我妈的脚被我爸拿掉了,我肚子里的东西被装进很多小黑包里。」
“爸爸要我们说妈妈和别的男生走了。」
录音是一个孩子稚嫩的声音,但他说的话却震惊了在场的警察。
他们意识到这可能是一起重大的杀妻分尸案!
20世纪80年代,台湾省的警察正经历着公安史上的黑暗时期。枪击、抢劫案件不断,但很少有凶手被抓到绳之以法,这让他们变得可信。
不如以前了。
所以,面对这样的大案要案,警方精神异常充沛,立即开始向陈桂梅询问整件事,希望尽快破案,重拾警察的尊严和威信。
根据陈桂梅断断续续地描述和那段录音里孩子们的话,一个惊人的真相浮现在眼前。
(2)从海上归来
1988年7月12日,吴瑞云的丈夫姚在海上工作了6个月,回家了。
姚,一个24岁的海员,和吴瑞云有一个5岁的儿子和一个4岁的女儿。为了多挣钱养家,他选择了青年海员这份经常离家,不能陪伴妻儿,但收入有保障的职业。
一向看不上这个女婿的陈桂梅,为了庆祝姚平安回家,特地打电话邀请他们一家四口明天回家好好团聚庆祝一下。
姚满口答应下来,心想他不在的时候婆婆会照顾老婆孩子,所以一定要过来道谢。
然而,第二天(7月13日),只有姚敲开了陈桂梅的门,而她的女儿吴瑞云和她的孩子却没有出现。
当被问及姚的原因时,他只说吴瑞云在家陪孩子,所以他不会来。
这让本来准备了一大桌子菜的陈桂梅觉得不对劲。她平静地给女儿打电话,问怎么回事。毕竟这个女婿“一般”。这一次,她的女儿没有和她一起来。她一定又吵架了。
吴瑞云接通电话时,言辞与姚一致,说要给两个孩子准备晚饭,就不去了。
身为母亲的陈桂梅自然心疼女儿,所以这顿饭吃得又粗暴又气愤,就草草收场了。
接下来的几天,陈桂梅的心因为两个电话变得忐忑不安。
7月15日,吴瑞云向陈桂梅借了2000元,她再也没有打来。之后,陈桂梅从女婿姚明那里得知了吴瑞云的下落。
7月16日,姚突然告诉陈桂梅,他们要搬出克南街道国光郭宅小区。新家暂时打不了电话,因为还没有安装固定电话。当一切得到纠正后,他们会立即恢复联系。最后,他们补充道:
“婆婆不用担心”。
但女婿的话非但没有让陈桂梅放心,反而让她更加焦虑。
“我女儿怎么了?怀着一颗紧张的心,陈桂梅又在家等了两个月,但和以前一样,吴瑞云还是没有联系上陈桂梅。
等了多日后,陈桂梅再次给女婿姚打电话询问情况。
这一次,姚云干脆告诉她,“吴瑞云跟我吵架后就离家出走了。我已经报警了。」
一听到“离家出走”这几个字,陈桂梅立刻心慌起来。这个解释太牵强了。
想到女婿最近几个月的表现,她起了疑心。
10月4日,陈桂梅又安排了一桌好菜。以关心孩子的名义,姚带着孩子到家吃饭。在饭桌上,姚的电话就没停过,一个接一个。
看到这一幕的陈桂梅立刻抓住了机会。当姚不在家的时候,她跑到她五岁的弟弟面前,问她妈妈去哪里了。
“爸爸把我妈妈的头摘下来了。”我哥哥孩子气的声音说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话。
听到这话的陈桂梅大惊失色。两个多月的猜测也在此时得到了证实。原来是我女儿出事了!
为了证实她的孙子没有编造,陈桂梅于10月5日独自来到姚的新家。
压抑着自己的恐惧,她又悄悄问了两个孩子,他们的回答变得更加具体和吓人,也就是开头提到的那些恐怖的孩子的话。
第二天早上,陈桂梅拿着两个孩子的录音,跌跌撞撞地来到派出所。
(3)杀人犯
10月6日,姚被警方抓获。
在幼儿园门口等两个孩子放学,他在警车前挣扎,引来不少围观者。
面对警察的反复盘问,皮肤被海风吹得通红的男子一脸惊恐,眼睛睁得大大的。
“不是我,我没有杀任何人!吴瑞云肯定没死。她要离婚就走,我不杀人。」
鉴于姚不承认自己的罪行,警方公布了两个孩子的录音。姚听后,像疯了一样大叫“冤枉”,表示自己已经七个月了。
从15号开始就没再见过吴瑞云,后半辈子都在水电打零工。同时我会跑路,租房,直到突然被警察抓起来。
警局外,“杀妻”、“分尸”、“恐怖童言”等热词传遍台北的每一个角落,当地媒体争相报道这起“恶毒男人杀妻事件”。
一夜之间,姚等于“魔鬼”的论调变得沸沸扬扬,各种谩骂和怀疑潮水般涌来。
她的母亲陈桂梅泪流满面,向媒体哭诉了姚的残忍和她女儿吴瑞云的可怜。
甚至住在姚夫妇旧址的房客也向公众讲述了他们的可怕经历——“我梦见一个被斩首的女人,穿着红色的衣服,浑身是血。她默默地看着我,没有说话。但我想她一定是被杀了。那个男人,除了她老公还能有谁?」
房客还说,他入住时在冰箱里发现了一袋用硬塑料纸包着的腐肉。已经是蛆虫恶臭,但是那袋腐肉早就被丢弃,无处可寻。
人们纷纷猜测,冰箱里的腐肉一定是吴瑞云残缺不全的尸体。
吴瑞云的惨死让人唏嘘不已,于是有人在姚家原住的科南街为吴瑞云立了一座灵堂,供人们祭拜和祭祀,告慰逝者英灵。
然而,对姚的调查和审理却陷入了僵局。
不管要接受什么样的审讯,他都坚持说自己没有杀吴瑞云,坚持说自己的岳母陈桂梅自从和吴瑞云结婚后就不喜欢自己了。她一定是故意指责他陷害她。
当然,见过风浪的警察是不会相信他的。毕竟,姚对此充满了怀疑。
比如姚一直声称吴瑞云在电子厂上班,但警方调查后发现,吴瑞云根本不在电子厂上班,而是在一家三暖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洗浴桑拿店)上班。
作为丈夫,怎么可能不知道妻子在哪里工作?
更何况,姚的突然举动也引起了警方的怀疑。为什么姚出海回来三天后,在原社区居住多年的姚夫妻就迅速搬家离开了?
是为了隐藏或者躲避什么?
带着这样的疑问,民警和法医很快来到了姚的新旧住处。可惜现场没有血液反应,也没有发现作案工具。
也说明吴瑞云被杀或者被肢解的第一现场不在家里。
如果没有找到吴瑞云的尸体和实质性的物证,姚就无法定罪,于是警方改变了调查方向,他们开始调查姚可能埋尸的地方。
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新变化让警方从姚的弟弟妹妹那里得到了一条爆炸性的新线索。
当警方试探性地询问两个孩子父亲的下落时,发现他们居然能详细描述出姚下葬的地点和具体过程。
“早上,父亲开着出租车带我们俩去了青年公园赛马场附近。之后,我们被锁在车里。透过窗户,我们看到父亲在挖一个大洞,把母亲埋在里面。」
虽然这种让孩子两次回忆恐怖画面的做法遭到了很多专家和民众的批评,但结果还是让警方兴奋不已。
真相似乎就在眼前。
然而,经过三英尺和几个小时的挖掘,备受期待的结果并没有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孩子口中的“尸体”根本不存在,连一根人毛都没找到。
因为这次“动员”警力,直接把警察推上了风口浪尖,使得所剩无几的公信力不降反升,引发众怒。
人们不禁要问,两个幼童的证词能否被采信。
(4)反向打击。
从青年公园回来后,台北警方陷入了极大的混乱。
一边是姚一口咬定自己是被冤枉的,一边是真假难辨的恐怖童言,案子走进了死胡同。
就在警察苦苦寻人的时候,几个目击者的出现打破了僵局。
起初,吴瑞云的一个好朋友站出来说,他在8月份见过吴瑞。
云,七月怎么会被肢解?
然后越来越多的目击者出现,最后发现8点有5个人。
九月九月认识了吴瑞云!
与此同时,一个自称吴瑞云真我的人突然打来电话,说他没死,只是不方便露面,要求警方不要再找他了。
但当民警邀请她澄清时,该女子果断拒绝,并迅速挂断电话。
警方认定这是一场恶作剧。
公众的评论很吵,来自警方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他们越来越怀疑录音中孩子们的话的真实性。
于是,当时的检察官关以配合调查为由,在侦查庭将陈桂梅带走,并再次柔声询问这位高调的小哥哥小姐姐。
“爸爸杀了妈妈?」
“我不知道……”
听到这个回答,检察官屏住呼吸,然后问道:“有人教你这么说吗?」
在静静地等待了几秒钟后,4岁的姚终于向检察官点了点头。
“教”孩子撒谎的人是陈桂梅。
对此,台北警方请来了儿童心理专家,对姚氏兄妹的“翻供”行为进行分析。这位专家说,“从心理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儿童想象力丰富,有时会不自觉地编造事实,经过刻意引导后会产生联想。」
由于姚的兄弟姐妹翻供,之前所有的证词都不再可信。此外,没有发现犯罪现场、尸体和工具等实际证据。被拘留八天的姚被宣告无罪。
离开派出所时,姚告诉民警,这两个孩子肯定是婆婆陈桂梅唆使的,因为陈桂梅告他杀妻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两三年前,陈桂梅因为吴瑞云离家出走一个月,大张旗鼓地指责姚杀害女儿。
至此,“恶人杀妻碎尸案”变成了“普通失踪案”。
面对教唆孩子说谎、扰乱警方办案的指控,陈桂梅哭诉,称自己也被两个孩子骗了。
因为线索太少,案子被搁置,吴瑞云丢了命,死了。
直到三年后,这起荒唐的案件重新回到公众视野,风波再起…
(5)鬼神论
俗话说“谣言张嘴,谣言断腿。”
被冤枉的姚在被拘留期间受到了各种虐待。在他无罪释放后,许多人仍然坚信他杀了他的妻子,姚死于社会。
更糟糕的是,我的小女儿因为车祸住院了。
近几年来,一直跟踪报道这起”杀妻案”的记者,看到姚最小的女儿住院时,激动不已。
试想一下,如果一个母亲看到自己的女儿车祸住院,她一定会马不停蹄地来到孩子身边。
记者们看到这种“母性”,日夜守候在医院门外,等待吴瑞云亲自出马后立即上头条。
然而,大家期待的“妈妈”直到小女儿出院才出现。
无论是警方、媒体还是当地民众,在这个节骨眼上依然不出现的吴瑞云,很可能已经死了。
而陈桂梅这边,虽然涉嫌指使姚的弟妹做伪证,但爱女之心比黄金还真。
在案件被搁置的三年时间里,陈桂梅仍在坚持不懈地寻找女儿,走遍了无数的城镇和角落。
渐渐地,陈桂梅开始放弃常规的寻人方法,出人意料地借用了“天道”。她经常声称她的女儿死于非正常死亡,她看到烟灰缸和硬币在她的卧室里飞来飞去。
最轰动的事件是陈桂梅高价聘请的“著名”女巫,居然帮她找到了女儿吴瑞云的尸骨!
喜出望外,她立即要求警方合作寻找她的女儿。
正常情况下,警察是靠证据和科学破案的,但这次台北警方却卷入了这种莫名其妙的鬼神论。
当时的公安局长庄恒代为了挽回面子,想快点破案,于是亲自带队前往女神指出的藏尸地点。
桥上人头攒动,人们带着好奇来回穿梭,每个人都想知道上帝是否会怜悯这位思念女儿的母亲。
年轻的警察挥舞着锄头,就像几年前在青年公园那样。
桥下的淤泥挖了两三遍后,民警果然挖出了一根白骨。
陈桂梅吓得立即瘫倒在地上痛哭起来,大叫道:“女儿好惨!」。
警察局长庄恒岱皱了皱眉头,立即派法医把尸骨带回去化验,从而驱散了围观者。
然而,就在人们以为这起历时五年的“命案”终于有了结果的时候,反转再次上演。
经法医鉴定,尸骨不属于人类,而是猪骨。
三年前被指轻信孩子话的台北警方,三年后彻底丢脸。
吴瑞云失踪案再次被搁置。
(六)意外出现
1993年2月,一名年轻女子来到花莲派出所,说要给孩子登记户口。
她退缩了,好像她害怕什么。
紧接着,警察面前的登记簿上突然出现了“吴瑞云”三个字,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经过核实,发现这个女人就是当年“杀妻碎尸案”的主角,当年挖地三尺也没找到的吴瑞云!
这些年她去了哪里?
为什么身为母亲的吴瑞云,即使孩子出了车祸,也从来不露面?
经讯问,吴瑞云羞愧地供认,自己根本没有离家出走,而是和别人私奔了。
因夫妻不和,姚愤而下海打工。一个人住在家里的吴瑞云耐不住寂寞,去了一家叫七季三暖的桑拿会所打工。在与姚的通话中,她谎称自己已经在一家电厂找到了工作。
在三文社,吴瑞云认识了一个叫杨的人。孤独的她似乎重新获得了爱情。不久,他们相爱了。
姚下海归来后,吴瑞云突然觉得自己的两个孩子有了依靠,向母亲陈桂梅借钱,和那个叫杨的男人私奔了。
乌龙事件后吴瑞云也没想过澄清。那个说吴瑞云没死的电话是她亲自报警的。但是,胆小自私的吴瑞云不敢亲口澄清,因为杨姓男子对她的过去一无所知!
原来,从第一天见到这个姓杨的男人,吴瑞云就动了心思,谎称自己叫。她现在的“老公”不知道她有家室,连名字都是假的。
她这次出现是不得已的,因为她和一个叫杨的男人有了孩子。这个孩子年纪大了还要上学,上学需要合法户口。
如果不是这样,自私的吴瑞云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杀妻碎尸案”也就成了悬案。
(7)一点想法。
纵观整个案件的发展,我的第一印象是:荒诞。
吴瑞云自私自利,抛弃丈夫和儿子,离家出走,无论事情怎么发展都不露面,这是荒谬之一。
母亲陈桂梅急于教孙子指认女婿杀妻。这是第二个荒谬之处。
台北警方在案件侦查中,不分主次,想靠小孩子的证词和鬼神论快速破案。这是第三个荒谬之处。
正是因为以上三个方面的荒谬,才导致了一个长达五年的大乌龙事件。
其中最关键的是姚家两个孩子的“恐怖童言”,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讨论。
一、致命的童言无忌
“孩子不会说谎。」
秉承着这种简单的认知,警察逮捕了姚,人们开始有了无限的怀疑和攻击。
我们很难想象,如果吴瑞云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如果两个孩子的证词没有被推翻,无辜的姚会不会一辈子都背负着“杀妻”的嫌疑,永远活在被虐中?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2018年的安徽淮北,一名五年级的男孩向父母谎称被老师打了。
第二天,男孩的父母联系了8个亲戚一起赶往学校。在见到老师的第一瞬间,男孩的母亲和小阎志直接把老师按到墙角,扯他的头发,殴打其他部位。
最后说谎的男生承认说谎,他的父母受到了处罚,拘留15天。然而,这位勤奋的老师却躺在病床上,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这些都让我想起了一部丹麦电影《狩猎》。
卢卡斯是一个善良温和的中年男人。离婚后,他在幼儿园找到了一份工作。因为他温柔,有耐心,有责任心,所以园里所有的孩子都很喜欢他,包括一些早熟的五岁女孩卡拉。
卡拉暗恋卢卡斯的时候,不仅亲手做了一个小小的心形礼物塞进卢卡斯的包里,还跑过去亲了他的嘴唇。
面对卡拉的好意,卢卡斯当然拒绝了,并让她把心形的小礼物送给其他小朋友。这对卡拉打击很大,她决定报复这位老师。
当晚,卡拉去找院长谈话,卢卡斯性侵了她。
之后,卢卡斯的工作被无限期暂停,他的儿子打电话质问他,他的前妻来讽刺他,他的好朋友和他划清界限,他自己的狗甚至被恶意毒死,所有人都开始责怪卢卡斯…
更可笑的是,当警察和园方询问其他孩子时,他们的回答与卡拉的惊人一致。
但是面对所有的传言,卢卡斯的解释太苍白无力,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自圆其说。一句“小孩子不会撒谎”,短短几天就成就了他
《社交死亡》。
这是像姚那样被冤枉的人吗?
影片最后,卡拉承认自己撒了谎,绑在卢卡斯身上的枷锁终于被解除,但这一切都结束了吗?
不,枷锁还在,甚至更重。
当卢卡斯站在10月的北欧森林中,享受着重见天日的快乐时,远处突然传来一声枪响,一颗子弹从他身边擦肩而过!
第二,集体说谎行为
结合吴瑞云案和电影《狩猎》,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孩子会集体撒谎?
例如,姚的两个孩子一致认定他们的父亲是凶手。
比如卢卡斯幼儿园的孩子能详细描述卢卡斯地下室的位置,墙壁和沙发的颜色,说明他们被性侵过。
但事实上,杀死妻子并肢解尸体的事情根本没有发生,卢卡斯家里也没有地下室。
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曾经做过一个“从众行为”的实验。被试是123名大学生。
每组七个人同时参加测试,只有一个是真题,其余的。
六个人都是“演员”。
被试被安排回答倒数第二个问题,这样他就能听到大部分不正确的答案。
Axi为实验准备了18套测试题,每套两个,一个是标准线段,另一个是对比线段。受试者需要选择右图中比左图短的abc选项。
实验过程中,卡片出现了18次,但从第7次开始,“演员”开始故意选择错误答案,以观察被试的从众心理和个体独立性。
实验结果表明,大约75%的被试至少有一种从众行为。25%至33%的被试不受他人影响,保持独立判断;所有受试者的平均从众行为为34%。
在实验后的询问中,被试普遍反映在实验中感受到了严重的心理压力和内心冲突。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所有的成年大学生在群体的压力下,都会表现得循规蹈矩,更何况是总想“和大家一起玩”的孩子。
在谎言的洪流中,说真话的往往是被边缘化的那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