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坤静 陆青
根据被关押、杀害于重庆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的革命者故事创作而成的长篇小说《红岩》，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与不屈精神，塑造出许云峰、江姐（江竹筠）、双枪老太婆等众多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1961年末，随着《红岩》的出版发行，以及后来根据它改编的电影《在烈火中永生》，还有歌剧和电视连续剧《江姐》的播映，江姐（江竹筠）在我国已然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革命英雄人物。2009年9月，江竹筠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可以说，半个多世纪以来，很少有哪部小说能够像《红岩》那样，给中国人带来如此强烈、深刻而又持久的感动和影响。《红岩》所塑造的主人公形象江姐，几乎成了中国共产党完美的化身。那么，《红岩》究竟是怎样诞生的，其前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素材源于作者经历
长篇小说《红岩》的故事情节是以1948年重庆及四川地下党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大破坏为背景展开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都亲身经历了小说里所描述的革命斗争。
罗广斌于1924年出生在四川重庆（今重庆市）一个地主家庭，早年为了争取婚姻自由而与封建家庭决裂，失去了经济来源。后来，他在同乡、中共西南联大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马识途的帮助下，于1944年离开家乡到西南联大附中读书学习。期间，罗广斌加入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积极参加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1946年，他被派回四川重庆参加地下工作，随后经中共党员江竹筠等人介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工作关系属于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领导下的学运系统。1948年秋，因中共重庆市委正、副书记刘国定、冉益智被捕后相继叛变，导致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仅冉益智就供出了62名同志。9月10日，罗广斌也因叛徒出卖在成都家中被捕，先后囚禁于国民党政府在重庆集中关押中共党员等各类政治犯的渣滓洞和白公馆两处监狱。
罗广斌的哥哥罗广文是统率17万大军、负责西南防务的国民党兵团司令，若利用这层关系，罗广斌是完全可以不用坐牢的，但他毅然选择了留在狱中和同志们共同面对严刑拷打，面临生死考验。他以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对党组织的无比忠诚，始终坚贞不屈、英勇顽强地坚持斗争。
1949年10月1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隆重举行之际，人民解放军数路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正向我国的西北、西南和南部迅猛推进，追歼国民党残敌。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重庆正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按照已乘飞机逃往台湾的蒋介石的命令，国民党特务于11月27日在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进行疯狂的大屠杀，近300名革命志士英勇就义，烈士的鲜血染红了红岩村、歌乐山。但在此次大屠杀中，却有35人从特务的枪口下侥幸脱险，其中有19名革命志士是由罗广斌率领从白公馆监狱逃出来的。
原来，早在大屠杀前，罗广斌就已经劝说、策反了白公馆看守杨钦典，使其下决心放人。11月27日凌晨，杨钦典剪断了电话线，打开了大门的锁，然后回到楼下二室，对罗广斌说：“你们赶快做好准备，我到楼上看动静，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就踏三声楼板，你们就跑！”
作为这次越狱的组织指挥者，罗广斌把身边的难友召集起来，严肃地部署道：“同志们，快，我们赶快做好准备，这次突围，按老中青分成几个组，分组突围；出去后分头行动，翻过歌乐山往红槽房方向走，出封锁线各自找好隐蔽处藏好，等待解放军，迎接胜利……”
这时，楼上传来了杨钦典的信号，罗广斌一挥手：“同志们，我们走！”
天亮后，罗广斌搀扶着狱友杨其昌一路前行。作为黔军爱国将领，杨其昌曾于1948年冬和旧友陈铭枢等在重庆组织“民革”，密谋倒蒋，故半年多后被蒋介石下令逮捕，囚于白公馆监狱。
罗广斌、杨其昌终于冲出歌乐山，走上大路，加入到来往的人群中。他俩急匆匆赶到白市驿，躲进杨其昌的一个老部下的家中，最终迎来了黎明的曙光。
1925年出生于重庆的杨益言，在考取同济大学后，便从重庆来到上海读书。期间，他担任上海地下学联机关报负责人和“主笔”，1948年初因参加反美反蒋反内战的学生运动，被学校除名并遭缉捕。获释后回到故乡，在重庆中国铅笔厂职工夜校执教，很快与重庆大学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8月，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囚禁于渣滓洞监狱，后在大屠杀前夜成功地逃了出来。
朱语今约请写小说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罗广斌不忘烈士们的嘱托，很快写出《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递交给党组织。该报告约2万字、包括“案情发展”、“叛徒群像”、“狱中情形”、“脱险人物——白公馆（全部）”和“狱中意见”等7个部分。其中“狱中意见”是罗广斌对狱中难友们集体意见的归纳，包括“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和“严格进行整党整风”等8条意见。这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党的建设、廉政建设和党员修养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警示意义。
罗广斌最初被安排在“重庆市追悼杨虎城将军暨遇难烈士筹备委员会”工作。和他一起工作的还有刘德彬（渣滓洞集中营大屠杀幸存者之一）。其任务是在一个月内整理好“11·27”大屠杀中近300名遇难者的材料，以作为烈士评定的参考依据和国民党重庆集中营的档案材料。时间紧，任务重，组织上根据罗广斌的要求，便把杨益言抽调来帮助工作。
经过日以继夜的奋笔疾书，赶在追悼会前夕，罗广斌等三人终于编印出20万字的《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特刊，其中收录了罗广斌撰写的《血染白公馆》、刘德彬撰写的《火烧渣滓洞》。
不久，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被分配到共青团重庆市委工作，罗广斌还担任了青联副主席一职。
◆1958年10月，朱语今（右一）在重庆与杨益言（左二）和重庆团市委人员王竹（右二）合影。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罗广斌、杨益言和刘德彬奉共青团市委的要求，大力宣传重庆解放前那些革命志士的英雄事迹，以鼓舞人民努力生产、积极为抗美援朝做贡献的昂扬斗志。他们三人马不停蹄地来往于各机关单位、学校、人民团体，以亲身经历的真实事件为素材进行演讲，深受广大听众欢迎。
因此，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便决定将其在狱中与敌人英勇斗争的切身经历写出来。他们首度合作撰写的报告文学《圣洁的鲜花》，发表在重庆《大众文艺》杂志上。众多读者在来信中表示：热切期盼能读到更多的有关地下党领导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的真实故事。故而，他们三人又撰写发表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
1958年10月，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出版社（以下简称中青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朱语今和文学编辑王维玲赴四川、云南考察，同时也给中青社文学编辑室组稿。在成都，朱语今从四川省文联兼作协主席沙汀那里了解到罗广斌等三人所撰写发表的反映革命志士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与敌人英勇斗争事迹的报告文学和回忆录等，便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素材。于是，他们匆匆奔赴重庆，受到共青团重庆市委的热情接待。
得知罗广斌、刘德彬正在长寿县境内的长寿湖农场劳动锻炼，朱语今一行便在共青团重庆市委办公室主任杨益言的陪同下前往。见到罗、刘二人后，朱语今郑重其事地向他们约稿，请其根据亲身经历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因他们从未写过小说，恐难胜任，故没有立即答应。朱语今见状，便热情地鼓励道：“你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团干部，天天动员团员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你们自己就不能带头实行？你们没写过小说，为什么就不能学着写？就不敢写？你们写小说，目的很明确，不为名，不为利，为了教育青年一代，为了完成烈士的嘱托，完成一个幸存者、一个革命者应尽的义务，把笔拿起来，不要犹豫了，写吧，一定要把书写好！”在这番话的鼓舞和激励下，罗广斌等人最终接受了小说创作任务。
市委支持作品面世
朱语今、王维玲从长寿湖农场回到重庆市，立即向分管共青团工作的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肖泽宽汇报了向罗广斌等人约稿之事，并建议市委提供一切便利条件。肖泽宽又向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书记处书记李唐彬作了汇报，经过三位领导认真研究，决定由罗广斌、杨益言两人完成长篇小说的创作任务，并指定由肖泽宽代表市委负责组织领导这项工作。
市委首先将罗广斌、杨益言抽出来集中精力专门搞创作，并安排两间平房供其使用。然后又特许罗、杨二人到公安部门查看众多的敌特档案，并采访在押的敌特分子。在此过程中，有一整套跨度长达15年之久的特务日记，使罗、杨对特务内部互相倾轧又相互利用等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各种人物的面貌、心理特点，有了更深刻更具体的了解，从而加深了对敌特人员的感性认识。
◆左起：杨益言、陈家俊、罗广斌、刘德彬、向洛新。
1959年初，罗广斌、杨益言开始了艰难的创作。为了尽快完成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他们白天搜集素材，写作便经常从傍晚开始，通宵达旦。适逢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粮食供应很紧张，经市委特殊关照，他们每晚都能各分到一个小黑馒头。杨益言每天傍晚领到馒头后，总是要等到下半夜，肚子饿得实在不行了再吃。冬天的夜晚很冷，他们写着写着，手便冻得有些发僵，渐渐连笔也握不住了，遂不得不暂时停下来，使劲搓着双手，待稍微暖和后再继续写作。
初稿完成后，印了50本分送各方征求意见。根据任白戈读后所提出的“小说的精神状态要翻身”的要求，肖泽宽三次主持召开有文学界的朋友和地下党老同志等参加的座谈会。在听取各方人士的意见后，针对初稿中存在的提炼不够、境界平平等问题，肖泽宽启发作者说：“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确实非常黑暗，非常残暴，所以人们才说它是座人间魔窟。但就是在这里，共产党人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气节和情操，写下了不朽的篇章。你们写小说不能停留在写一个、抓一个、死一个，要通过烈士的事迹，写出烈士的精神和本质，你们是在写共产党人的正气歌！”座谈会上甚至还有人建议作者集中写狱中斗争，可以不写狱外的地下党活动，罗、杨二人一时拿不定主意。肖泽宽则态度鲜明地表示：“狱中斗争和狱外斗争是分不开的，是相互影响、相互配合的。听了不少意见，不要灰心，不能打退堂鼓，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五年，为党争气，为死难烈士争气，一定要把小说写好。”这些真知灼见和热情鼓励，不仅为小说的进一步修改指明了方向，而且大大增强了作者的信心。
应重庆市委邀请，沙汀专程从成都赶来为初稿把脉，并对罗广斌、杨益言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指导。根据沙汀的建议，重庆市委派两位作者到北京对中国军事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参观学习。从而使罗、杨二人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提高了境界，对于如何写好监狱内外的革命斗争，如何塑造好革命烈士的英雄形象，他们获得新的启发，有了新的构思。
《红岩》的中后期修改是在中青社编辑王维玲的指导下进行的。3年间，作品数易其稿、几度改名，其字数曾由300万字缩减到最后定稿的41万字，书名也由“禁锢的世界”不断更改，直到1961年12月付梓面世时，才确定为“红岩”。
畅销不衰铸就经典
《红岩》一经问世，即深受读者喜爱，社会反响强烈，以致供不应求，因而中青社紧接着又于1963年7月将它再版发行。1962年中秋节，作为全国青联委员的罗广斌，应邀参加了全国青联在北京北海公园举行的联谊活动。在联谊会上，他有幸见到了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胡耀邦亲切地与他握手，高度肯定说：“你们写了一部《红岩》小说，我不说你们写了一部好书，因为用好书这两个字，已经不能概括它的意义了。在当前经济困难时期，你们出版的《红岩》，以出色的描写，感人的事迹，吸引了广大的青年读者，以革命烈士崇高的牺牲精神，成功地进行了一场革命理想和革命气节的教育，使人们保持高昂的革命精神境界去战胜困难。《红岩》的社会贡献，已经远远超过了一部好小说的作用。”
◆1961年出版的小说《红岩》。
在十年浩劫中，《红岩》却被诬蔑为“叛徒文学”成为禁书，作者亦备受摧残。特别是罗广斌当年从狱中脱险的经历，这时却成为造反派指责、攻击他的历史疑点。一时间，“周扬黑线上的人物”、“重庆文艺界最大的铁杆保皇分子”和“山城头号政治大扒手”等一顶顶帽子扣在罗广斌头上，江青甚至诬称他为“大叛徒”、“反革命”，导致他不堪精神重负，于1967年2月上旬含冤去世。直到“文革”结束后，罗广斌才被平反，《红岩》也得以继续出版发行。
50年来，《红岩》始终畅销不衰，迄2011年5月，仅中青社就先后印行98次、430多万册，并被翻译成英、法、苏、德、日、朝等十多国文字出版，总发行量逾千万册，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被誉为“共产主义的奇书”。
文学界人士普遍认为，《红岩》的艺术成就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生动鲜活地塑造了一组革命英雄的群体形象，即使是在对反面人物的刻画上也很有特点；二是结构宏伟、严谨，错综复杂又井然有序；三是注重心理活动的描写和环境气氛的渲染，充分展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
作为新中国十大红色文学经典之一，《红岩》一直在有效地发挥着扶正祛邪，发扬浩然正气，保持革命气节，爱党、爱国、爱我中华的先进文化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于2003年4月在重庆考察思想文化工作时所说：“一本小说《红岩》，一曲《红梅赞》（歌剧《江姐》插曲），教育了几代人，对许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红岩精神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是我们党的精神财富，是激励我们自强不息的强大精神动力。”
2011年12月7日，在重庆市社会各界隆重召开的纪念《红岩》小说出版50周年座谈会上，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发表讲话，他高度评价说：《红岩》成功塑造了革命英雄的群体形象，有力传播了伟大的红岩精神，持续推动了几代人的健康成长，是一部永恒的红色经典，是革命传统教育的经典文本，是具有共产主义精神和革命气节的教科书。因为《红岩》，重庆“红”遍全中国，拥有了鲜明的文化标记……红岩精神，既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又体现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过去是我们的精神支柱，现在是、将来同样是我们的精神支柱。让红岩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断提升干部群众的精气神，使革命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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