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源地，也是此轮美国主导、跨大西洋国家合作推进的全球化次中心。从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的政治版图长期呈现破碎化的景象。按照蒂利的说法，欧洲长期分裂为400~2000个公侯小国。政治破碎必然带来经济的分散化，直到14世纪汉萨同盟的出现，欧洲经济才进入了漫长的一体化历程。在14~17世纪期间，欧洲100多个港口城市和贸易中心作为会员，加入了没有等级之分的汉萨同盟。形成了涵盖波罗的海、大西洋、地中海的贸易网络，极大促进了欧洲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为日后欧洲一体化进程提供了历史经验。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欧洲现代历史上意义重大的转向，它使破碎如马赛克镶嵌画般的欧洲，大致固化成了30多个国家。让原本不适宜资本积累的欧洲，变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沃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主权民族国家替代公侯国成为欧洲政治舞台的主角。随着资本的发展与扩张，各主权民族国家又陷入了主权至上的排他性困境。
资本是现代战争之母。导致欧洲数百年战争历史的原因除了地缘政治的因素之外，就在于资本的扩张。资本的存在为战争提供了资源，资本的扩张为战争提供了目标。欧洲是资本主义体系扩张最大的受益者，也是最大的受害者。工业化战争以其巨大的破坏力，导致了欧洲数千万人死亡和大量物质财富的毁灭，就像丘吉尔所说的那样，“欧洲是什么？是瓦砾堆，是藏骸所，是罪恶与仇恨的孳生地”[1]。从1648年到1945年的300年时间里，欧洲始终处于时断时续的战争状态之中；即使在被誉为“百年和平”的维多利亚时代，欧洲各国间也发生过大大小小31次战争或武装干预[2]，平均三年就要打一仗。
建设一个能够避免战争再次爆发的欧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有欧洲人的共同愿望。以组织欧共体缔造和平，这一看法最早出自荷兰人格劳修斯的思想：真正的和平出自有组织的合作[3]。欧洲内部边界清晰的破碎政治板块格局，一方面刺激了各国间的竞争，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向海外的扩张；另一方面，也使欧洲总是陷入兄弟阋于墙的尴尬，令资本在欧洲大陆难以完成大范围的空间固化，无法形成可与英美等海外资本强国竞争的实力。可以说，统一欧洲是近现代几乎所有欧洲贤哲或枭雄拂之不去的梦。[4]
1948年，在海牙召开了“欧洲大会”，建立了“欧洲运动”联络会。法国人让·莫内提出，欧洲应该建立一个欧洲议会、一个统一的司法体系、无关税的市场、无国界旅行、甚至是共同货币。1950年莫内和他的朋友法国外长舒曼共同设计推出了欧洲六国“煤钢共同体”的方案，这是欧洲人走出“有组织合作”的至关重要的第一步。而决定走出这一步的关键，在于欧洲人放弃了自己创造的主权神圣的理念。
欧洲人意识到昔日时尚的主权外套，已经成为禁锢欧洲发展的紧身衣，甚至威胁到欧洲的整体生存。为了建设统一的欧洲，他们开始让渡国家主权。在“煤钢共同体”的基础上，欧洲六国于1957年签署了《罗马条约》，决定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亦即共同市场，彼此间取消所有关税，实行共同贸易规则，协调规划交通运输、农业和税收。六国还达成原则协议，在经济一体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开始规划政治一体化，建立“政治联盟”。[5]
从1960年开始，欧洲开始稳步推进一体化进程。先后推出建立“自由贸易联盟”，签订共同农业政策，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原子能共同体，欧洲货币合作基金组织，成立欧洲理事会，建立直选议员的欧洲理事会，推出《欧洲单一法令》，增加共同安全与外交机制，改革欧共体机构，欧共体扩员等举措。1992年欧共体各国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成立欧盟；1999年，欧元成为欧盟成员国记账式货币；2000年，欧元开始流通。2004年，欧盟28国签订《欧盟宪法条约》。
至此，欧洲人超越了自己建立的主权民族国家体系，通过让渡国家主权创立了具有国际法意义的洲域共同体。欧洲这一制度性的创新，不仅具有地区性意义，也具有世界性价值。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作为全球经济主要中心地区，也受到严重的冲击。2009年的欧债危机，引发了欧洲地区深层次的经济与政治矛盾。随着经济面的恶化、社会对立加剧、难民危机和民粹运动的扩散，欧盟这棵大树已然被撼动。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就是2016年英国举行了脱欧公投，而多数英国人赞同脱离欧盟。摆在欧洲面前的还有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的威胁，欧洲多国兴起的平民主义和反全球化思潮对欧洲的稳定也产生着强烈的冲击。令欧洲人感到欣慰的是，欧洲经济出现了复兴的迹象，这给全球暗淡的天空投下一抹亮色。
面临重构的欧盟
从表面上看，英国举行公投决定是否退出欧盟，是英国政府试图利用脱欧议题施压欧盟，以获取利益的政治策划。不料却弄假成真，导致英国脱欧。因而，此事被视为极少发生、并难以预测的“黑天鹅”事件。
实际上，英国作为最早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曾经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有力推动者和其中一个体系周期的带头人。在此时决定退出欧盟，选择“英格兰第一”，并不是孟浪之举，而是在全球化面临失序时，做出的退回国家堡垒的战略性决定。这是全球化趋势正在逆转的标志性事件，体现大西洋体系正在进一步走向瓦解、历史潮流正在改变的趋势。
导致英国脱欧的根本原因，还是不断深化的全球危机对原有全球化进程的持续冲击。作为全球危机的一部分，中东、北非的地缘政治危机引发的难民潮，难民、移民问题冲击着英国安全与就业市场。而欧盟经济不景气、欧债危机频发，使没有加入欧元区的英国不能在经济上与欧洲抱团取暖，却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英国人用选票表达了对此轮全球化的失望，体现了他们对危机将危及自身的担心甚至是恐惧。
其实，并不是只有英国人担心，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民众和部分政治家也表达了脱离欧盟的意愿。欧洲右翼势力的兴起，平民主义和保守主义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思想潮流，马丽娜·勒庞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了“本国第一”的时代，她以“法兰西第一”作为竞选总统的口号，并承诺如果当选将退出欧盟。尽管现在看来，愿意留在欧盟的马克龙当选了法国总统，使欧盟度过了一次解体的风险。然而，在今天的欧洲，脱欧现象已经不是难得一见的黑天鹅，而是全球化寒冬降临时，从树上飘落的枯叶。
英国决定脱欧，无疑是对欧盟的直接冲击，这已经使欧洲国家数十年一体化进程遭受重创。然而，在欧共体发展中一直伴随着各种危机，欧洲一体化却总能化险为夷，在跌跌撞撞中前进。这种让人叹为观止的欧洲韧性，不仅来自政治家本身和欧洲民众对一体化的强烈愿望，也出自欧洲所创造的诸多制度性工具，而起决定性作用的则是欧洲的基本生存环境。
在资本全球积累的背景下，经典的欧洲式民族国家体系无法与庞大的洲际国家进行利益博弈。欧洲要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立足，就必须超越主权民族国家体系的束缚，创造出更大规模、更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型组织，形成更强大的体系性竞争力去与大陆型的洲际国家竞争。如果说，建立主权民族国家，曾经是保障欧洲发展的历史性选择。那么，今天建立统一的大欧洲，则是欧洲国家适应全球竞争趋势做出的新选择。
“欧盟：走向联邦还是分裂？”是2013年欧洲布鲁塞尔智库第四次对话的主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对此的看法很清晰：欧盟需要努力从民族国家走向联邦制。在他看来，联邦制度是权力在中央政府和获得选民支持政治实体之间进行分配的一个政府体系。所以联邦制既寻求联合，也承认对自治尊重与协调。今天欧盟已经有一系列不可否认的联邦制元素：以提升欧洲整体利益为责任的超越国家的欧盟委员会、直选的欧洲议会、独立央行，还有法律效力在各国之上的法院。所有些机构具有超越国家的权力，并且还在不断扩大。
在危机的冲击下，欧洲一体化无疑会面临新的严峻考验，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国家继续脱离欧盟，甚至欧盟有可能解体，没有统一财政基础的欧元也面临着生存的危机。但可以肯定的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不会就此中止，还将在全球危机压力下曲折前行。即便出现欧盟解体、欧元区瓦解的极端情况，欧洲一体化还会以“马克经济圈”“地中海经济圈”的方式延续，并将会重新回到更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欧共体新框架之下。
再次统一的欧洲不再仅仅是个经济圈，也不只是政治同盟，甚至也不是欧洲人梦寐以求的欧罗巴共和国，而是新形态的欧洲人共同体，成为全体欧洲人在人类共同体中的立足之地和精神家园。
注释：
[1] T. R.里德：《欧罗巴共和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2] 卡列维·霍尔斯蒂：《和平与战争——1648—1989年的武装冲突与国际秩序》（王浦劬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页。
[3] 卡列维·霍尔斯蒂：《和平与战争——1648—1989年的武装冲突与国际秩序》，第37页。
[4] 玛利亚·格拉齐娅·梅吉奥尼：《欧洲统一，贤哲之梦》（陈宝顺、沈亦缘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页。
[5] 吴弦：《欧洲经济圈——形成、发展与前景》，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7页。
摘自《三居其一》作者：王湘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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